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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56年这一年的年底开始,就酝酿着一个规划,就是在北京建设一个较大的礼堂。
当时的北京,已经是新中国的首都了。因此呢,作为一个首都城市,北京在客观上也是需要一个大礼堂,用来进行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活动。
那时候,咱们还没有一个可容纳很多人的礼堂。
那么,要是遇到大型活动的时候怎么办呢?
召开国家级别的大型室内会议,一般都是选在在怀仁堂里面进行。倘若遇到万人级别的大会,那就只能挪到室外了,地点一般就是选择在天安门广场。
譬如在1953年的时候,这一年的3月9号,为了吊唁斯大林元帅,就在天安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。这次吊唁活动,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,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,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了。
如果是要举办其他的活动或者集会的话,要是人数不是太多,规模不是太大的话,如果是室内的话,一般都是选在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,或者是音乐堂这两个地方。倘若人数和规模都偏大,那就只能是在室外进行了。
展开剩余77%而在室外,就只能是以游园的形式来进行,地点通常是选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。
虽然说在室外能够满足很多人参加的基本需求,而且看起来规模和气势都显得宏大。可是呢,在室外就很受天气的影响了,太有局限性了。偶尔以游园的方式来进行也还能接受,但是呢,以游园的方式来商讨国家大事,就不那么方便和正式了。
因此,在首都能有一个宏伟的大礼堂,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想法。
这种想法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发酵之后,在人们的心里和脑子里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成熟和充满渴望。
那么,这个万人大礼堂应该修建在北京哪里呢?
那当然是要修建在北京的市中心无疑了。
但是呢,当时的北京城一直存在着老城区和新城区之争。
这个历史还得溯源到1937年,这一年,北平城沦陷之后,日伪政府于1939年对北平城进行了新的城市规划,也就是围绕五棵松打造一个新城区。
到了1946年,国民政府收复北平之后,在之前的基础上,持续对五棵松新城区进行建设,要建设一个新北平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当时的五棵松一带已经发展得十分的繁华了,而且很多的机关单位都搬迁在此处办公,各项设施已经很完善。
而老城区的市中心呢,则是在天安门那一带。
五棵松新城区的不断繁荣发展,也就凸显出老城区的落后,自然也就拉开了新老城区之间的差距了。
因此,在修建万人大礼堂的时候,到底是选择在新城区的市中心呢?还是老城区的市中心?这是一个问题。
写到这里,我顺带着解释一下“万人大礼堂”和“人民大会堂”这两个项目之间的渊源。
之前一直规划的项目是可以容纳上万人规模的一个大礼堂,但是呢,到了1958年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因为次年,也就是1959年就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。这一年,决定举行盛大的十周年庆典,为了彰显出新中国十年取得的成就,故而在1958年决定在北京修建十个项目,统称为“国庆项目”。其中呢,在原来“万人大礼堂”这个项目的构想上,又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,决定拓展规模,定位十个国庆项目首位。
重新设计出来的建筑,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“人民大会堂”。
解释清楚这个前因后果后,咱们接着往下看。
以梁思成等人为代表的专家们建议,把万人大礼堂这个项目定在五棵松新城区。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的话,那么后续修建的人民大会堂自然也就坐落在五棵松了。
梁思成之所以提议修建在五棵松,有着两方面的考量,一来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老城区的那些古建筑,二来新城区本身就具备了相应完善的配套设施,可以节省工期和造价。
但是呢,当时苏联专家们对这个提议是持反对的态度。
他们建议要修建在老城区的市中心,也就是天安门附近。他们认为,新老城区之间的发展割裂本来就很大了,如果在围绕五棵松新城区进行城市规划是不科学的,会进一步加剧城市内部之间的割裂和差距。
当然,其实苏联专家们心里还是有一个私心的。
那就是他们希望在北京也复刻出一个莫斯科红场出来,如果把万人大礼堂修建在天安门附近,那以后这地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了,和莫斯科红场一样。
为此,一个名叫巴兰尼科夫的苏联专家还特意写了一份报告,在这份报告里面,他们详细阐述了以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心,建设一个首都行政中心的规划。苏联专家团对巴兰尼科夫的这份报告进行了详细的论证,同时呢,他们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规划予以反对。
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环境中,苏联专家的意见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后续,也特意召开了会议,对两种不同的建议进行了论证,最后还是同意了苏联专家的意见。
因此,万人大礼堂这个项目确定修建在天安门附近,后续,在这个项目基础上重新设计和规划的人民大会堂也就没有再挪位置。
客观的来说,当时苏联专家选址的眼光确实是比较准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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